1.测量内容的本土化

    社会学研究早已表明，不同文化对同一种行为表现往往有不同理解，同一种行为表现在不同文化中含义不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点头”这一外显行为可以表示“是”也可以表示“否”。那么，任何一个心理学的构念或假设在不同文化中是否都具有普遍意义呢？相似的行为表现是否都具有相同的心理机能呢？现代形态的实证的科学心理学在排斥、替代早期前科学形态的常识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明显借鉴、吸收了其合理的成份。而常识心理学是对人的心灵、人的心理生活的经验性的解释，其出发点与立足点便是不同心理文化的存在。不同的人会对自身的心理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的种族、文化对其心理生活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比如，爱尔兰人对疼的体验“漫不经心”，意大利人则“紧张兮兮”。再比如，关于“智力”的涵义，在心理学历史上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最早给“智力”下定义的德国心理学家斯腾认为“智力是指个体有意识地以思维活动来适应新环境的一般潜力”[3]。

    其后西方心理学家们提出的“智力”定义更可谓五花八门。有的着重把学习的潜能作为智力的指标；有的认为智力是应用抽象概念的能力；有的认为是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强调智力是适应新情境、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有的干脆回避定义，仅仅对智力的特性作一些描述，似乎智力就是神经活动的各种特性的综合反映。例如，西方社会将做事迅速、灵巧，反应敏捷机智的人视为高智力者；而乌干达的巴根大人(Baganda)则认为聪明者是那些考虑问题深思熟虑、三思而行并且行为完全符合社会规范的人[4]。可见，不同文化对“智力”概念的理解很是迥异。早在1920年，罗伯特?勒温就指出，智力测验仅仅测得个体适应西方学校学习的能力。[5]如今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即“智力测验很难测出西方文化以外的学校儿童的行为潜力，对于那些不同于测验编制时所采用的标准样本的文化背景的被试是不公平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同样，“人格”、“创造力”、“情绪”、“态度”等心理学构念的文化差异也是显而易见。

    效度是心理测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测验内容是否是所欲测量的行为领域的代表性取样、测验能否预测个体在某种情境下的行为表现以及测验是否真正能够测量到理论上的构念或特质，成为评定测验优劣的主要依据。当前许多测验（心理测验是心理测量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手段）都是为了测量西方人而发展起来的，其中的心理学概念都源于西方世界的理解。非西方文化氛围中的人不仅对这些心理学概念的理解会不同，他们的行为表现形式更会有很大差异。而心理测验正是通过对外显行为样本的测量获得对人们心理世界的间接了解，因此，将源于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构念或假设延伸到其他文化背景之中，支持这一构念或假设的其它参数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要解决这一“文化适合性问题”，首先需要做到测量内容的本土化。

    做到测量内容的本土化，仅仅在引进、使用有关测量工具（如心理测验量表等）时针对本土化背景中被试的实际情况对有关测量项目进行相应的修订是远远不够的，甚至需要使之“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必须首先理解某一构念在本文化中的确切涵义及其与相异文化涵义上的差异。然后，再选取本土化背景中人们外显行为领域中的代表性样本，通过观察、理解、撷取中国人的实际行为去寻求“本土化的构念”。当然，了解、确定心理学构念在本土化中的涵义不单单是心理测量工作者的任务，根本上要靠心理学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进展与突破。但有一点还是重要的，那就是在测量内容上要求被试对其行为表现进行回答比要求其回答态度、价值观或人格特质等方面的问题能更好地反映被试的心理结构，也更容易发现文化间的差异。因此，要求被试作出反应的内容应尽可能针对于那些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