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洛伊德去死吧

    我对刘学瑛的第三次治疗是在2005年2月6日，也就是在春节的前几天。她其所以这么长时间未来看我，是因为她在应付期末考试，还因为南京到苏州有200多公里的路程。

    “刘学瑛，我怀疑你的大脑生理机能活动水平有严重的问题，你并不是抑郁症，而是脑功能异常引起的问题。所以打算让你接受SPECT脑部显像，以证明我的判断正确与否。”刘学瑛第三次来见我时，我直截了当地向她谈了我的观点。

    “不，不对，我的心理问题与我的大脑无关，而是与我年幼的经历有关。”刘学瑛非常肯定地对我说，好象她就是心理医生似的。

    “呃，你年幼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呢？讲给我听听。”我好奇地说。

    “我妈与我奶奶。”刘学瑛突然将话受住，不再说下去。

    “你妈和你奶奶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我在追问刘学瑛。

    “她们经常吵架，有时吵得非常厉害。有一次。我妈和我奶奶吵架时，我妈从厨房里拿出菜刀要杀我奶奶，我奶奶吓得跳进了井里，后来被淹死了。”刘学瑛迟疑了好久一会儿才将他妈与他奶奶的事讲给我。

    “那时你多大？你认为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影响？”我问。

    “那一年我才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我认为这件事对我非常大。从那之后，我非常害怕我妈，也非常恨我妈，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原谅我妈。那件事伤害了我，但我将这种伤害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压抑良久，便成了心理疾病。”刘学瑛俨然象一位精神分析大师在给自己分析疾病的成因。

    “那么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使你将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伤害象倒可乐一样倒出来？”我顺着我的思路问。

    “我不知道呀，我要是知道怎么办我就好了，就不用再看心理医生了。”刘学瑛说。

    “你一定接受过精神分析学派的治疗吧？”我问。

    “是的，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我还看过弗洛伊德的很多著作――如《癔症研究》、《释梦》、《性学三论》、《精神分析引论》。”刘学瑛有些自我炫耀似的对我讲。

    “既然你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既然你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此了解，那你为何不用你学的理论将你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创伤调动到意识层面，让你的心理病症消失呢？”我问刘学瑛。

    “看来你是不懂精神分析学。给你讲也没用。”刘学瑛对我说。

    “刘学瑛，难道你没有注意我的书架吗？我的书架上有五十八本精神分析学的书籍，我正是太了解精神分析学了才清醒地看到它的问题所在。”我对刘学瑛说。
    。。。。。。

    我对刘学瑛的第三次治疗纯粹变成了一场关于精神分析疗法优劣的争论。通过这场争论我发现，刘学瑛几乎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坚信不疑，并强迫式将自己的心理问题与年幼的那段创伤经历往一块扯。她的这种偏执使我更加怀疑他存在大脑疾病，因为我所掌握的五百多张SPECT和PET脑部扫描图告诉我，前额叶大面积活动减退造成的症状当中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纠缠不清，注意力或关注的对象被长在一个地方。我明白，和刘学瑛再争论下去对治疗她的心理疾病毫无意义，唯一有力量的并让她信服的是拿出可视性证据来。我在这里必须声明，我并不是对精神分析学存有非理性的抵触和盲目否定，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更新的更具有实用性的治疗理论；我们必须明白，精神分析学理论是一种心理疾病发生学理论，它的很多学说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有些学说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不全面甚至完全是错误的。我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新的解释方式来冲击刘学瑛近乎偏执的对精神分析学迷信，将会对我的治疗带来极大的干扰。在此种情况下，我打算和刘学瑛赌一把：假如SPECT扫描结果和我的判断完全是一致的，那么就会给我的治疗带来极大的希望；假如SPECT检查结果否定了我的判断，我打算中止对刘学瑛的治疗，我只好让她找弗洛伊德先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