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莱恩博士的研究：在最近40年间，自认“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幸福来源于压抑的解除，行为认知学派认为幸福是对积极思维的现实奖励，人本主义则认为幸福是伴随自我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满足的体验。

　　科学家们还试图揭开产生幸福感的生理基础，精神心理学家们试图发现大脑中供幸福栖居的区域或褶皱，因为他们认定幸福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其生理机制无疑根植于大脑中心，而实际上他们也已通过实验证实：幸福者的大脑左前方叶显示出的“脑电流”更强，相反在大脑右前方叶中显示出较强的“脑电流”多是那些精神抑郁或沮丧的人；而遗传学家则在通过努力找到能唤起幸福感的基因，以及忙于论证遗传因素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否能起决定作用。其实，主要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幸福学”研究者们近些年来更是获取了许许多多的科学新发现。

　　金钱的多少不一定与幸福成正比。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以美国最富有的400个人和另外1000多中、低收入者以及穷人为对象做了以“幸福指数”为专题的比较调查，让他们从1到7选出一个数字，1代表“我感觉非常不幸”，而7代表“我感觉非常幸福”。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超级富翁们的幸福指数是5.8,不算最高，而流浪汉的幸福指数为2.9。其实5.8并非很高的幸福指数――在过去20年间断断续续的调查中专家们还发现，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的幸福指数也是5.8。此外还有肯尼亚的游牧民族马赛人，他们生活在简陋肮脏的草棚内，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而快乐指数同样为5.8。

　　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若即若离。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公民的整体幸福水平，往往与该国家或该城市的GDP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系，所以“幸福指数”首先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指标。

　　但是，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莱恩博士的研究：在最近40年间，自认“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一项最新统计还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经济发展较快的欧美发达国家，最近的十几年间，精神抑郁的人数却在与年俱增，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11%左右，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非洲国家，此比例仅为7%上下。对此莱恩解释说，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明显增加幸福感。这是因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小康者的幸福感往往最强。据对中国上海、北京、杭州等6个大城市居民幸福程度所作的调查，幸福指数最高的人并不是收入最高的大款，当然也不是低收入者，而是那些月薪3000元上下的收入中等或中等偏高的小康者。

　　无独有偶：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在对1万名工人和5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中，自称“最感幸福”的英国人每周平均只挣255英镑--从收入来讲这也属于英国的小康者。阿伯丁大学的利奥塔尔迪教授指出：“这些小康者之所以比高收入者更感幸福，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短，责任轻，因此压力也很小，而且也能比高薪者拥有更多的时间或机会跟家人或朋友厮守在一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或温暖的友情。由此看来收入并不是一切，虽然他们支付不起海外度假或购买名牌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生活不满意。”

　　幸福更在过程，而非结果。一个在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各种心理需要都会得到及时的满足，是肯定没有幸福感的。因为幸福感往往在追求的过程中发育。实际上幸福存在于心理满足过程之中，存在于自身潜能发挥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