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假面具忍受母亲批评，结果导致自杀――

　　事件回放

　　姐妹二人相继自杀

　　今年63岁的郭女士是一位退休干部，一个星期前，她的女儿王菁年一次性服下30粒安定企图自杀，幸亏及时被人发现送医院抢救她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哎呀呀，她怎么能走这条路呢，她这不是逼我去死呢！我哪一点做得不对，做得不好呢？我三十六岁守寡，把她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我一边听郭女士哭诉，一边在思考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传达的真正意图。女儿企图自杀，作为母亲来说，最应该做的是和医生一道探讨女儿自杀的动因，寻求解决之道。而她找我的目的，似乎是想说：女儿自杀，与她无关。这种将责任全部推到女儿身上，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了郭女士是一个自私和自恋的人。心理治疗学派当中的家庭结构派与系统派都承认，任何个体的心理问题都是家庭问题的暴露形式，女儿的心理问题已经发展到自杀的程度，怎么能说与母亲一点干系都没有呢？

　　“她姐姐就是在结婚之后跳楼自杀的，我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她在提到大女儿自杀时显得异常悲伤。在一个家庭里，姐姐采取自杀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妹妹大剂量服用抗焦虑药物企图自杀，这在心理治疗的文献资料中是罕见的。

　　心灵对话

　　用假装的快乐掩盖内心的抑郁

　　王菁年第一次来见我是和母亲一同来的。她看上去非常欢快，是和母亲郭女士手拉手进来的；她坐在沙发上的时候，还将母亲的左手握着，显得她和母亲十分亲热。我在协谈室里和她单独进行了对话。

　　“是你自己愿意到我这来，还是你母亲动员你或强迫你来的？”我问王菁年。

　　“当然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妈她可从来都不强迫我。”王菁年显得很轻松地说。

　　“那么，你是承认自己需要心理援助了？”我问。

　　“不不不，我没有这个需要，我只是想找个人随便聊聊。”王菁年说。

　　“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没有什么问题？”我说。

　　“对呀，难道我有什么问题吗？你看我不是很好吗？我是当编辑的，这个你知道吗，有心理问题的人还能当编辑吗？”王菁年有些理直气壮地问我。

　　“既然你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心理问题，那么你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你为什么会服用那么多安定呢？”我用十分平静的口气问她。

　　“哎，我只是想体验一下人在濒死时的感觉。没有什么，我决不会自杀，我还有远大理想哩―――我要当作家，当大作家，我要让我母亲享尽荣耀，我怎么会自杀呢！哼，我活也活不够，为什么要自杀！”王菁年不以为然地将头倒向一边。

　　王菁年在对我说每一句话时都在逃避我的视线，她不是微低着头，就是将头偏向一边。而当她的眼睛偶然触到我的视线时，我看到她的嘴角总是在颤动。作为临床心理医生，我非常清楚，王菁年逃避我的视线是惧怕我识破她的心底，而她的嘴角不时地颤动，说明她说话的时候精神非常紧张，生怕说错了话。

　　事后，郭女士拿着女儿的日记交给我，我看到的文字全是灰色的、沮丧的、痛苦的：“我的心很累，很累很累，我需要休息，需要永恒的休息，不再看妈妈那张可怜兮兮的脸。多少次，我都想从十楼跳下去，以最简单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束一切，但我一想到妈妈那张脸就收回想跳楼的念头。姐姐就是这样死的，她的死对妈妈的打击实在太大，尽管她的死是与妈妈的责备甚至逼迫有关。我如果也跳楼，妈妈她会怎么样呢？我不敢想这个问题……”

　　专家诊断

　　她患的是“情感依附型抑郁症”

　　王菁年的精神障碍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她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的独立，为了顺服母亲，讨得母亲欢喜，她已完全放弃了自我的人格。第二次约见时，王菁年哭了一阵之后，开口讲述了姐姐的真正死因。